登岳阳楼

颔联“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这两句紧扣上联的“水”字，虽没出现水字，却是专门写洞庭水。诗人站在岳阳楼上，向东南方向极目眺望，只见洞庭湖水茫茫一片，一眼望不到头，而吴地则被挤向了远远的东边，楚地则被远远地挤向了西边、南边。这景象，就好像洞庭湖水向东南伸展，把本来连在一起的吴地和楚地，一下子分裂成为两块。“坼”字用得很好，有动态感，仿佛湖水在延伸，大地被切割开。后一句“乾坤”就是天地，包括天地万物。“乾坤日夜浮”是说诗人站在岳阳楼上，四面眺望，到处都是无边无际的洞庭水，仿佛天地万物都日日夜夜地在洞庭湖水上浮动漂游。“浮”字也有动态感，仿佛整个苍穹是被湖水托住的一个半球，而万物的运动，都是湖水荡动的结果。这两句都是写洞庭水，境界宏阔。一是极写水面的宽阔，二是极写水的力量。能够割裂大地，能够浮动乾坤，这是极写它的力量。而被割裂、被浮动东西之庞大，则显示出湖水的宽阔。这不是简单的夸张手法，这里有个视觉、感觉和想象的问题。由于地球是圆的，人的视觉是有限的，面对茫茫的湖水可能看不到岸边，即使看到了，远远望去也只是一条线，这就造成了湖水无限大，而远地十分狭小的感觉。诗人准确、真实地抓住了这视觉和感觉上的错觉，就把湖水描写成了四际无垠，仿佛大地四处都是水乡泽国，这是视觉感觉的真实。但诗人又借助想象，把本来看不到的吴楚大地和整个乾坤四际，也融进了这个视觉和感觉的画面。从而构成了一个想象的吴地楚地被裂开，整个乾坤被浮动的广阔无垠的画面。这就是借助想象而形成的意象。这是将想象中的更广阔的景象纳进了视觉画面的结果。这是说“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是视觉错觉加上想象的产物，这是一个很成功的宏观意象。它的主要特点是境界广阔、气魄宏大。像这样大的宏观意象、气魄在中国古代诗歌中是很少见的。如孟浩然也有咏叹洞庭湖的诗句“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但没有杜诗境界高远。

颈联“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这两句是写诗人自己的处境。“亲朋无一字”写出了诗人的孤苦，但主要是音信断绝，自己不了解朝里和地方上的情况，即整个国家的情况。这对一个念念不忘君王，不忘国家，不忘人民的诗人来说，是一种被社会忘记的孤独感，他在精神上无疑是很痛苦的。“孤舟”，写出了诗人全家挤在一条小船上飘泊度日，消息断绝，年老多病，孤舟漂泊。其精神上、生活上的惨苦可以想见。前两句是远望，随着湖水向四际望去，水天相接，联想到吴楚，联想到整个乾坤。这两句是近看，看到了孤舟，孤舟是近景中映入眼帘最能触动他的东西。于是使他联想到自己的身世、遭遇和处境。可以说这两联都是由观景引出，只不过前两句以写观景所见为主，后两句以写观望所见而引起的联想为主。这两联表面看起来毫无联系，实际上内涵是一脉相通的。既然这后两句是写他的孤苦悲惨处境，由此应推想到前两句也绝非是单单写景，实际上前两句是借写远景象征性地、比拟性地暗示国势的动荡不安。这里包含着安史之乱的后遗症：唐王朝的衰败，人民的痛苦，外族的侵扰，国家的四分五裂和社会的不安定，栋梁之臣的缺乏等等，这一切都是杜甫飘泊中念念不忘的大事。正是由于诗人心中牵挂着国事民事，才牵肠挂肚。所以当他看到广阔无垠洞庭湖水时，也会想到仿佛大地裂开了，乾坤在日夜不停地浮动。从杜甫一贯的忧国忧民的思想境界来看，他登上岳阳楼极目远眺，也必定会想到这些。正是由于诗人胸中翻腾着叫人牵肠挂肚的国事民事，所以就很自然地勾起了自己不能再施展抱负的痛心。于是这孤舟飘泊，老弱多病，消息也听不到的可悲处境，也就顺理成章地涌上心头。

这两联中，上联境界极大，下联境界却很小，大小相映成趣，其间也包孕着诗人的无限感慨。就景象来说，上联展现的是浩瀚的洞庭湖水，下联则画出了水面上的一点孤舟。湖水动荡，孤舟飘浮，虽然大小悬殊，却统一在一幅画中。如果将洞庭湖水比作整个国家，那么那一点孤舟就是诗人杜甫自己。这里是象征，这鲜明对照的谐调之中，既包含着诗人对自己终身遭遇的痛心和不平，也体现了诗人将自己的命运、国家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诗人站在岳阳楼上，望望湖水，看看孤舟，想到国家，想到自己，万种感慨，萦绕心头。“不阔则狭处不苦，能狭则阔境愈空”，“乾坤”与“孤舟”对比，阔大者更为浩渺，狭小者更显落寞。

尾联“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从诗人来说，从洞庭湖向长安望去，隔着一道道关，一座座山，而战火就在北面燃烧。具体指的是当时吐蕃入侵，威胁长安，战争不息，国家不得安宁。杜甫倚靠岳阳楼的窗户，向北眺望，虽然隔着道道关山，他看不到长安，也看不到战火，但在他心中却呈现出吐蕃入侵，长安危急，人民遭难的情景，于是他就禁不住伤心的老泪纵横了。这两句是两个景象：一个是西北长安附近的战火，一个是岳阳楼上倚窗眺望的老诗人。两者构成了一幅画，前者是诗人心中想到的，后者是诗人自身实景。长安与岳阳楼相距千里，但在诗人心中却没有这个距离。这真是身在洞庭，心在长安。孤舟虽小却装着整个天下。衰老多病的躯体中，仍然跳动着一颗忧国忧民的志诚之心。同时“戎马关山北”一句，明确写出了诗人在登岳阳楼时心中想的是国家的不安宁。这就更可以说明了第二联绝非仅仅是写景。第三联也决不只是写自己的孤苦无依。“凭轩涕泗流” 一句中，则凝聚着诗人对国家时局、自己孤苦处境比照后，感到无可奈何，感到万分压抑的感情，非常形象而深刻地显示出杜甫晚年的精神痛苦。

这首诗意境开阔宏丽，表现手法变化多样。首联叙述，交代登楼缘由；颔联描写，绘制宏阔壮观图景，又运用夸张，增强了作品的生动性；尾联又运用了抒情写法，揭示出诗人的内心世界，开拓了作品的意境。同时作品内容和感情两方面都有大跨度的跳跃。从内容方面说，首联蕴含了“昔”与“今”的时间跳跃过程，并由写自己推进到颔联写洞庭湖，又有一个从小到大的跨度。在写景中，又由吴、楚之地面到日、月之天空的空间跳跃。颈联转回自身的描写，又有一个从大到小的跨越。尾联扩展到国事的描写，又是一个从小到大的跨越。在写国事时，又有一个从国难到诗人感情的跳跃。这就构成了纵横开阔，跳跃性强的特点。从诗人的感情发展脉络上说，首联蕴含喜悦，颔联带有雄壮，颈联转为凄苦，尾联变为悲伤。诗人的感情随着诗篇的进展，显示出不断变化，跳跃性强的艺术特点。

他经历安史之乱及长期漂泊，诗歌常记录个人生活与时代变迁。

他晚年曾居夔州，作品还包括《春望》《登高》等。

详细生平

家世背景

杜甫出身京兆杜氏，是汉武帝时期酷吏杜周的后代。杜甫曾在《祭远祖当阳君文》中提及，自己是西晋名臣杜预的“十三叶孙”。杜预的第三子杜耽为杜甫的先祖。

杜氏祖籍襄阳（今属湖北），至曾祖父杜依艺时，因官居巩县县令，遂迁居巩县（今属河南）。杜甫于唐睿宗太极元年正月初一（712年2月12日）生于巩县城东二里的瑶湾村（今河南巩义）。祖父是杜审言，唐中宗时官拜国子监主簿、修文馆直学士，是与沈佺期、宋之问齐名的诗人。父亲杜闲，为杜审言的长子，官至兖州司马。杜甫对这个“奉儒守官，未坠素业”，又有诗歌创作传统的家庭，是很引为骄傲的。他的母亲崔氏，在杜甫年幼时就故去。崔家也是有名望的世家大族，杜甫自述“舅氏多人物”“吾舅尽知名”。他一生中曾多次和亲疏不等的舅父、表弟相遇。崔氏去世之后，杜闲又娶了卢氏为妻。在童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杜甫都寄养在东都洛阳的二姑家里，得到悉心照料。

读书游历

杜甫青少年时因家庭环境优越，因此过着较为安定富足的生活。他自小好学，七岁能作诗，“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而后“九龄书大字，有作成一囊”，有志于“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到十四五岁，就“出游翰墨场”。

杜甫少年时期有机会受到各种文化艺术的熏陶，这对他日后的诗歌创作有很大的影响。例如他五六岁时在河南郾城看过舞蹈家公孙大娘的剑器浑脱舞；后在洛阳尚善坊的岐王李范宅里，遵化里玄宗宠臣崔涤堂前，听过李龟年的歌声；在洛阳北邙山顶玄元皇帝庙里欣赏过画圣吴道子画的五圣尊容、千官行列，这在他以后的诗歌创作中都有所反映。当时社会名流崔尚、魏启心看到他习作的词赋，夸奖他有班固、扬雄之风。还有李邕、王翰这样的长辈也屈尊来访问他。可见他自称“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并非虚言。

杜甫生当“开元全盛日”，当时农村经济繁荣，交通也很发达，在许多积极追求功名的青壮年读书人中，盛行着全国漫游的风气。开元十九年（731年），十九岁的杜甫出游郇瑕（今山西临猗）。第二年漫游吴越，历时数年。开元二十三年（735年），又回故乡参加“乡贡”。开元二十四年（736年），杜甫在洛阳参加进士考试，结果落第。因父亲杜闲时任兖州司马，故杜甫赴兖州省亲，并与苏源明等往齐赵平原，作第二次漫游。他在齐赵一带过了四五年“裘马轻狂”的“快意”生活，也留下了现存最早的几首诗：《登兖州城楼》，是省侍父亲于兖州时的作品；还有《画鹰》《房兵曹胡马》两首，以青年人的热情歌颂了雄鹰和骏马；还有一首《望岳》，更是其中的杰作，结尾的两句是流传千古的名句：“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流露了青少年时期杜甫不凡的抱负。

天宝三载（744年）四月，杜甫在洛阳与被唐玄宗赐金放还的李白相遇，两人相约同游梁、宋（今河南开封、商丘一带），会见了诗人高适。之后，杜甫又到齐州（今山东济南）。天宝四载（745年），杜甫在齐鲁又与李白相见，在饮酒赋诗之外，又讨论了炼丹求仙，而且共同访问了兖州城北的隐士范野人。二人还互赠了诗篇：杜甫赠李白的诗说：“余亦东蒙客，怜君如弟兄。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李白赠杜甫的诗说：“秋波落泗水，海色明徂徕。飞蓬各自远，且尽手中杯！”两人从此以后就再也没有见面。

困顿长安

杜甫一生引为“快意”的读书游历时期，到三十四岁就结束了。

天宝五载（746年），杜甫回到长安。这时长安的浪漫游乐风气尚未过去，汉中王府、郑驸马宅等贵族达官第宅都向他开过门。但杜甫来长安的最主要的任务还是参加科举考试，谋取官职。天宝六载（747年），玄宗诏天下“通一艺者”到长安应试，杜甫也参加了考试。由于权相李林甫编导了一场“野无遗贤”的闹剧，参加考试的士子全部落选。科举之路既然行不通，杜甫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不得不转走权贵之门，投赠干谒等，但都无结果。他客居长安十年，奔走献赋，郁郁不得志，仕途失意，过着贫困的生活。在《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里，他一面陈述“致君尧舜”的抱负，同时也倾诉了干谒权贵的悲愤与辛酸。

天宝十载（751年）正月，玄宗将连续三天举行祭祀玄元皇帝、太庙和天地的三大盛典，杜甫预先在天宝九载（750年）冬预献《三大礼赋》，得到玄宗的赏识，命宰相出题，在集贤院考试他的文章。而召试的结果，只是说他“名实相副，送隶有司，参列选序”，只给了一个候选官吏的资格。到了天宝十四载（755年），杜甫被授为河西尉，但杜甫不愿意任此“凄凉为折腰”的官职，朝廷就将之改任右卫率府兵曹参军（一说任右卫率府胄曹参军，但杜甫在《官定后戏赠》题下原注曰：“时免河西尉，为右卫率府兵曹。”而唐人元稹及宋人所修《新唐书》却提及杜甫为“胄曹参军”，故其官职尚存争议）。杜甫因已年四十四，至长安也十年有余，为生计而接受了这所学无用之职。十一月，杜甫往奉先（今陕西省蒲城县）省家，杜甫刚刚进到家门就听到哭泣声，原来小儿子饿死了。就长安十年的感受和沿途见闻，写成著名的《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

这一时期，备受饥寒疾病折磨的杜甫认清了统治集团的腐化面目，对广大的士卒人民的苦难，对国运的危机，也有了越来越深广的感受和认识。除《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外，他还写下了《兵车行》《丽人行》等陈述时弊的诗作。

战乱流离

天宝十四载（755年）十一月，安禄山起兵范阳，安史之乱爆发。第二年六月，潼关失守，玄宗仓惶西逃。七月，太子李亨即位于灵武（今宁夏回族自治区灵武市），是为唐肃宗。这时的杜甫正带着妻子儿女从奉先北上三川，刚到鄜州（今陕西富县）羌村避难，听到了肃宗即位，及时安顿了家属，就在八月只身北上，投奔灵武，途中不幸为叛军俘虏，押至长安。

在被关押期间，杜甫目睹沦陷后的长安面目，创作了《悲陈陶》《月夜》《春望》等一系列“诗史”名作。他时刻注视着时局的发展，还写了两篇文章：《为华州郭使君进灭残寇形势图状》和《乾元元年华州试进士策问五首》，为剿灭安史叛军献策，考虑如何减轻人民的负担。当讨伐叛军的劲旅——镇西北庭节度使李嗣业的兵马路过华州时，他写了《观安西兵过赴关中待命二首》的诗，表达了强烈的爱国热情。

入朝与被贬

至德二载（757年）四月，郭子仪大军来到长安北方，杜甫冒险从城西金光门逃出长安穿过对峙的两军到凤翔（今陕西宝鸡）投奔肃宗。五月十六日，被肃宗授为左拾遗，故世称“杜拾遗”。他这个入仕不满一年就逢战乱的小官，能够担任这个天子近臣的谏官，内心是非常激动的。他半生以来抱着“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宏愿，现在觉得时机到来了。但是任拾遗不到一月，杜甫就遇到肃宗罢房琯宰相之职的大事，他上疏营救。肃宗因为听信贺兰进明的挑拨，以为房琯只忠于玄宗，不忠于自己，就把杜甫交三司推问，幸而新任宰相张镐、御史大夫韦陟解救说：“甫言虽狂，不失谏臣体。”才免予刑事处分，只下了一纸墨制，叫他回鄜州探家。这次回家，杜甫写出了《北征》《羌村三首》两篇杰作。

当杜甫在羌村短暂休息的时候，唐军于九月收复了长安，十月收复了洛阳。肃宗回到长安后，杜甫也在十一月从鄜州带着家眷回长安，继续任左拾遗。本来杜甫在回鄜探亲时已敏感到肃宗对自己的疏远，但他未必觉察到已被投闲置散的房琯仍然是肃宗的眼中钉，更不会觉察到肃宗及其心腹李辅国等人正在罗织所谓“房党”，包括贾至、严武、刘秩等，还有杜甫。所以乾元元年（758年）春，他还与王维、岑参一起写了《奉和贾至舍人早朝大明宫》的颂圣诗。随后不久，贾至、房琯等先后被贬，杜甫也同时被贬为华州（今陕西华县）司功参军。

四度行役

乾元元年（758年）九月，郭子仪、李光弼等九节度使率师北上，讨伐安庆绪。唐军出师不久，就取得渡黄河、围邺城的胜利。杜甫在这年冬天来到离前线不远的东都洛阳，一方面探视洛阳东偃师土娄庄的故居，一方面就近探问官军围攻的消息。第二年春天，他听说邺城不日可得，非常兴奋地写下了一首长诗 《洗兵马》，以作期望。

然而，就在朝野上下都在等待着官军收复邺城，生擒安庆绪的时，在乾元二年（759年）三月三日，唐朝的六十万官军就因为节度不一，在邺城外围遭遇溃败（参见词条邺城之战）。郭子仪率朔方军退守河阳。杜甫也就在东京兵荒马乱中，经新安、石壕、潼关，回到华州。一路上目睹官吏们不顾百姓死活，处处强迫征兵拉伏，只听见妇孺老弱在倾诉、啼哭，同时他也看到不少人民积极支援官军。这一次途中见闻，给他非常深刻的印象，他写成了六首“即事名篇”的“新题乐府”组诗，后人简称为“三吏”“三别”的不朽名作。这六首诗不仅写出人民为战争付出的代价，而且写出人民奋不顾身的自我牺牲的精神。

回到华州，旱灾的威胁就开始了，人民在天灾加战争负担双重压迫下毫无活路。杜甫写下《夏日叹》和《夏夜叹》，忧时伤乱，咏叹国难民苦。面对污浊的时政与无法遏制的饥荒，他只能在乾元二年（759年）七月弃官不做，带着家小远走秦州（今甘肃天水），另谋生路。

杜甫到秦州曾打算在东柯谷、西枝村觅一块隐居之地，但是这个羌胡杂居，吐蕃势力又不断扩张的地方，他无法久住下去。不过在秦州留下的三个多月中，却在他诗卷中增加了不少边塞题材的新作（《秦州杂诗》《寓目》等）。到了十月，他怀着“无食问乐土，无衣思南州”的念头，又领着全家南下同谷（今甘肃成县）。可是奔波了几十天，到同谷后，竟陷入饥寒交迫的绝境。这种种惨痛经历都写在《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里。在同谷住了 一个多月，杜甫又在十二月一日起程赴成都。

从秦州到同谷、又从同谷到成都这两段路程中，杜甫曾有计划地写了《青阳峡》《木皮岭》《飞仙阁》《五盘》《剑门》等二十四首纪行诗，每段十二首，记述了自己一步步走过来的山川胜迹的真实面貌。这一年中，杜甫“一岁四行役”，从洛阳到华州、华州到秦州、秦州到同谷、同谷到剑南，可以说这是他艰苦奔波的一年，也是他思想变化最大、诗歌创作空前丰收的一年。

客居蜀中

杜甫全家初到成都时，寄居在一座僧徒寥落的古寺里，靠着“故人供禄米，邻舍与园蔬”，全家人的生活不仅可以暂时维持，而且从第二年就开始经营浣花溪西岸的草堂住宅（世称“杜甫草堂”，也称“浣花草堂”）了。在战乱中奔波多年的杜甫，总算有了个栖身之所了。他卜居初定，就一面忙着种树、种竹、种菜，一面还得为完成营建工程， 到蜀州、新津、青城等外县去访问乞贷于亲友，他步行或乘舟来往，无意中就写成了《为农》《田舍》《水槛遣心二首》《客至》《进艇》等不少怡情适意的小诗。可惜，好景不长，上元二年（761年）五月，杜甫草堂边的一棵有两百年寿命的柚树被暴风连根拔起，更不幸的是同年八月，他新建的草堂又遭一场暴风，使他全家“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他在不眠的长夜里，不禁从自家的苦难想到天下无数流离失所的人民，于是奋笔写下了“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的名句。在此期间，朝廷曾补授杜甫为京兆功曹参军，但他未去就职。

上元二年（761年）十二月，杜甫的老友严武由绵州刺史升任兼管东西两川的节度使。上元三年（762年）春夏，杜甫和严武多次往来访问，在唱和诗篇中，严武曾劝他出来做官，他则希望严武能理解自己疏懒的个性。同年四月，玄宗、肃宗父子两人相继去世，唐代宗即位，七月召严武入朝。杜甫亲自送严武到绵州奉济驿才分手，不料这时剑南西川兵马使徐知道在成都发动了叛乱，严武被乱兵阻隔，不得出剑门，杜甫也回不了成都，只得转到梓州，依靠“李梓州”“严二别驾”等新朋友。八月，徐知道的叛乱被高适镇压，但动乱未止，杜甫只得把家属移到梓州来，并打算离东川，投三峡，赴西京。

这时，中原战局大有好转，代宗即位后命长子雍王李适为天下兵马元帅，仆固怀恩为副元帅，讨伐史朝义。广德元年（763年）正月， 史朝义被迫自杀，河南河北各州全部收复。消息传到梓州，杜甫高兴得热泪横流，写下了“平生第一快诗”《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但他全家仍在梓州逃难，难以回到家乡。同年，严武再度入蜀任职。杜甫得知严武重来的消息，喜出望外，于是在广德二年（764年）春又从阆州领着妻子赶回成都。三月，杜甫刚回到成都，严武就启奏他为节度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赐绯鱼袋，后人因此称杜甫为“杜工部”。回到草堂，他本有一番修饰环境的打算，远近的邻居朋友也想一一相会，但一入节度使官署，就进入练兵备战的气氛中。七月，严武亲临前线，写下《军城早秋》诗，杜甫于九月写了和诗《奉和严大夫军城早秋》，赞美严武破吐蕃七万余众，拔当狗、盐川的胜利。杜甫在幕府半年，生活拘束，与同僚之间亦难免有“分曹失异同”的不愉快纠纷，最后在永泰元年（765年）正月三日辞幕府归浣花溪。

漂泊南下

夔府生活

永泰元年（765年）四月，严武病逝，杜甫在成都无所依靠，在五月就携家沿岷江东下，结束了“五载客蜀郡，一年居梓州”的生活，“转作潇湘游”。

杜甫随着东下的小船，五月到嘉州（今四川乐山），六月到戎州（今四川宜宾）、渝州（今重庆市），七月到忠州（今重庆忠县），秋天到云安（今重庆云阳）。这时，他的消渴病和疟疠都犯了，遂馆居于严明府之水阁，到大历元年（766年）春移居夔州白帝城（今属重庆奉节）。同年秋，从成都调来夔州任都督的柏茂琳到任，对杜甫“频分月俸”，又不时派人给他送些瓜菜。大历二年（767年）三月，他在夔州瀼西买了四十亩果园，还带有“茅斋八九椽”， 柏氏又委托他代管东屯稻田百亩，生活比过去富裕一些了。

从永泰二年（766年）暮春到大历三年（768年）孟春时节，亦即杜甫五十五岁至五十七岁的时候。在不到两年时间中，杜甫共写作了四百余首诗，不仅数量上达到高潮（在现存一千四百多首杜甫诗作中占了将近三分之一），诗的内容形式 也颇具特色。他回忆、反思了自己前半生生活经历和创作历程，写了《壮游》《昔游》《往在》《遣怀》等自传性的长篇，历史的光明与黑暗与 自己的爱憎倾向融合在一起，酝酿出无限的沉痛与辛酸。他仍然是“穷年忧黎元”的诗人，但他晚年的诗除描述“千家野哭”“万国征戍”而外，更特别关心人才，特别是能拨乱反正、真正忧国爱民的人才，这从《同元使君舂陵行》《赠李十五丈别》可以看出。而《祭故相国清河房公文》《八哀诗》《寄韩谏议注》等诗，则反映了他的人才观。这一时期，杜甫还写了不少夔府景物、气候、风土、民生疾苦的诗篇，并努力探求七律这种形式的艺术表现力，创作了《咏怀古迹五首》《诸将五首》《秋兴八首》等篇章。

解缆南行

大历三年（768年）正月，杜甫把去年所买的果园草屋一并赠给吴南卿，就全家登舟出峡了。到江陵府时，他与关系比较亲近的郑审、李之芳多次雅集，饮酒赋诗，但物质条件却没有改善，仍过着“饥藉家家米，愁征处处杯”的生活。后来，李之芳病故，四川又发生兵乱，渐渐波及川东，江陵也非久居之地，杜甫只得南下公安，暂住两个月。年底，杜甫漂泊到岳阳，写下了名作《登岳阳楼》。这年冬天，岳阳下了一场大雪，他又写了长诗《岁晏行》。

由于生活困难，不但不能北归，杜甫还得在大历四年（769年）春继续南行又解缆南，三月到潭州（今湖南长沙），虽然是一个“右臂偏枯两耳聋”的老翁，还能满怀喜悦地游览岳麓山的麓山、道林二寺，接着他又南下投奔少年时在山西郇瑕认识的好友、时任衡州（今湖南衡阳）刺史韦之晋。不料到衡州后，韦之晋又调任潭州刺史，与杜甫途中错过。不久，又传来韦之晋死于潭州的消息，他非常悲痛，又折回潭州。

舟中长逝

大历五年（770年）春，杜甫在潭州写了好几首抒情诗：他追酬十年前高适赠给他的那首诗，情辞反复，哀悼高适，也是哀悼自己。他又与飞来舟中的燕子对话，茫茫有身世无穷之感。最为人们赞美的是《江南逢李龟年》。这首时间跨度很大的小诗，饱含着无限今昔盛衰之感。

同年四月，湖南兵马使臧玠杀死湖南观察使崔瓘，在潭州作乱，杜甫全家又逃到衡州。这是他平生最后一次逃难，他的《入衡州》《逃难》《白马》《舟中苦热遣怀奉呈阳中丞通简台省诸公》等诗中叙述了动乱的发生，与全家奔波逃难，以及衡州刺史阳济联合各郡讨伐臧玠的过程。随后，杜甫又带着全家溯湘江而上，原打算再往郴州投靠舅父崔湋，但行到耒阳方田驿，遇江水暴涨，只得停泊方田驿，在此挨了五天的饿，幸亏耒阳县令聂某派人送来牛肉、白酒，杜甫一家才得救。杜甫写了《聂耒阳以仆阻水书致酒肉疗饥荒江诗得代怀兴尽本韵至县呈聂令陆路去方田驿四十里舟行一日时属江涨泊于方田》，对聂县令又是歌颂又是感谢。

船既无法南行，杜甫只得返程北上潭州，等到秋天，他先后写了《回棹》《登舟将适汉阳》《暮秋将归秦留别湖南幕府亲友》，表明自己离潭州后将北上襄阳、秦中的意图。到冬天，卧病舟中的杜甫苦力挣扎，写成绝笔之作《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奉呈湖南亲友》。此诗写成后不久，杜甫在由潭州往岳阳的这条船上离开了人世，享年五十九岁。

杜甫死后，家属把他殡葬在岳阳。直到四十三年后，杜甫的孙子杜嗣业才把他的灵柩归葬河南偃师（参见“后世纪念-杜甫墓”），并请诗人元稹作了墓志铭。

元至正三年（1343年），元顺帝追赐杜甫谥号为“文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