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车行

兵车行：选自《杜诗详注》。这首诗大约作于天宝中后期。当时唐王朝对西南的少数民族不断用兵。天宝八年（749），哥舒翰奉命进攻吐蕃，石堡城（在今青海省西宁市湟源县）一役，死数万人。十年（751），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率兵八万进攻南诏（辖境主要在今云南），军大败，死六万人。为补充兵力，杨国忠遣御史分道捕人，连枷送往军所，送行者哭声震野。这首诗就是据上述情况写的。这是一首乐府诗。题目是诗人自拟的。辚（lín）辚：车轮声。《诗经·秦风·车辚》：“有车辚辚”。萧萧：马嘶叫声。《诗经·小雅·车攻》：“萧萧马鸣”。行(xíng)人：指被征出发的士兵。耶：通假字，同“爷”，父亲。走：奔跑。咸阳桥：指便桥，汉武帝所建，故址在今陕西咸阳市西南，唐代称咸阳桥，唐时为长安通往西北的必经之路。干(gān)：冲。过者：过路的人，这里是杜甫自称。但云：只说点行频：点名征兵频繁。点行，按户籍名册强征服役。或：不定指代词，有的、有的人。防河：当时常与吐蕃发生战争，曾征召陇右、关中、朔方诸军集结河西一带防御。因其地在长安以北，所以说"北防河"。西营田：古时实行屯田制，军队无战事即种田，有战事即作战。"西营田"也是防备吐蕃的。里正：唐制，每百户设一里正，负责管理户口。检查民事、催促赋役等。裹头：男子成丁，就裹头巾，犹古之加冠。古时以皂罗（黑绸）三尺裹头，曰头巾。新兵因为年纪小，所以需要里正给他裹头。还（huán）边庭：边疆。武皇：汉武帝刘彻。唐诗中常有以汉指唐的委婉避讳方式。这里借武皇代指唐玄宗。唐人诗歌中好以“汉”代“唐”，下文“汉家”也是指唐王朝。开边：用武力开拓边疆。汉家: 汉朝。这里借指唐。山东：崤山或华山以东。古代秦居西方，秦地以外，统称山东。荆杞(qǐ )：荆棘与杞柳，都是野生灌木。陇(lǒng)亩：田地。陇，通“垄”，在耕地上培成一行的土埂，田埂，中间种植农作物。无东西：不分东西，意思是行列不整齐。况复：更何况。秦兵：指关中一带的士兵。耐苦战--能顽强苦战。这句说关中的士兵能顽强苦战，像鸡狗一样被赶上战场卖命。长者：即上文的"道旁过者"，也指有名望的人，即杜甫。征人敬称他为"长者"。役夫敢申恨：征人自言不敢诉说心中的冤屈愤恨。这是反诘语气，表现士卒敢怒而不敢言的情态。役夫：行役的人。敢：岂敢，怎么敢。且如：就如。关西：当时指函谷关以西的地方。这两句说，因为对吐蕃的战争还未结束，所以关西的士兵都未能罢遣还家。县官：官府。比邻：近邻。青海头：即青海边。这里是自汉代以来，汉族经常与西北少数民族发生战争的地方。唐初也曾在这一带与突厥、吐蕃发生大规模的战争。烦冤：愁烦冤屈。啾啾：象声词，形容凄厉的哭叫声。

兵车辚辚，战马萧萧，出征士兵弓箭各自佩在腰。

爹娘妻子儿女奔跑来相送，行军时扬起的尘土遮天蔽日以致看不见咸阳桥。

拦在路上牵着士兵衣服顿脚哭，哭声直上天空冲入云霄。

路旁经过的人询问行人怎么回事，行人只说官府征兵实在太频繁。

有的人十五岁到黄河以北去戍守，便是四十岁还要被派到河西去营田。

从军出征时尚未成丁，还要里长替裹头巾，回来时已经满头白发，却仍要去戍守边疆。

边疆战士血流成河，皇上开拓边疆的念头还没停止。

您没听说汉家华山以东两百州，千村万寨野草丛生田地荒芜。

即使有强壮的妇女拿起锄犁耕作，庄稼也长得杂乱，分不清田垄的方向。

何况关中士兵虽然能忍受苦战，被驱使却像犬鸡一样。

老人家虽然发问，服役的人又怎敢诉说怨恨？就拿今年冬天来说，关西的士兵还没有停止征调。

官府急着催收租税，可租税从哪里出？

如今才知道生男孩的悲苦，反倒是生女孩更好：女儿还可以嫁给邻家，儿子却可能死在边地，埋没在野草之间。

你看青海边，自古以来有多少白骨无人收殓。新死的人含冤，旧死的人哭泣，阴雨天里传来凄切的声音。

《兵车行》当作于唐玄宗天宝十载（751）。关于此诗创作背景，有两种观点。以往各家多认为是因唐玄宗用兵吐蕃而作。《杜臆》云：“旧注谓明皇用兵吐蕃，民苦行役而作，是也。此当作于天宝中年。”当时唐王朝对西南的少数民族不断用兵。《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六载：“天宝十载四月，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讨南诏蛮，大败于泸南。时仲通将兵八万，军大败，士卒死者六万人，仲通仅以身免。杨国忠掩其败状，仍叙其战功。制大募两京及河南北兵以击南诏。人闻云南多瘴疠，未战，士卒死者什八九，莫肯应募。杨国忠遣御史分道捕人，连枷送诣军所。于是行者愁怨，父母妻子送之，所在哭声振野。”宋代黄鹤见诗中所叙述的送别悲楚之状，与史书记载情况相符，认为是因出兵南征而作。钱谦益在《钱注杜诗》卷一中剖析入微，也力主南征之说。当代说诗者多主此说。

《兵车行》是一首叙事诗。全诗以“道旁过者问行人”为界分为两段：首段摹写送别的惨状，是纪事；次段传达征夫的诉苦，是纪言。此诗具有深刻的思想内容，借征夫对老人的答话，倾诉了人民对战争的痛恨，揭露了唐玄宗长期以来的穷兵黩武，连年征战，给人民造成了巨大的灾难，流露出诗人对统治者的讽刺与斥问、对百姓的深切同情与悲悯。

诗人写此诗没有沿用乐府古题，而是缘事而发，即事名篇，自创新题，运用乐府民歌的形式，深刻地反映了人民的苦难生活，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全诗寓情于叙事之中，在叙述次序上参差错落前后呼应，变化开阖井然有序，并巧妙运用过渡句和习用词语，形成回肠荡气的艺术效果。

天宝以后，唐王朝对西北、西南少数民族的战争越来越频繁。这连年不断的大规模战争，不仅给边疆少数民族带来沉重灾难，也给广大中原地区人民带来同样的不幸。

据《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六载：“天宝十载四月，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讨南诏蛮，大败于泸南。时仲通将兵八万，……军大败，士卒死者六万人，仲通仅以身免。杨国忠掩其败状，仍叙其战功。……制大募两京及河南北兵以击南诏。人闻云南多瘴疠，未战，士卒死者什八九，莫肯应募。杨国忠遣御史分道捕人，连枷送诣军所。……于是行者愁怨，父母妻子送之，所在哭声振野。”这段历史记载，可当作这首诗的说明来读。而这首诗则艺术地再现了这一社会现实。

这是一首反对唐玄宗穷兵黩武的政治讽刺诗。全诗借征夫对老人的答话，倾诉了人民对战争的痛恨和它所带来的痛苦。地方官吏在这样的情况下还要横征暴敛，百姓更加痛苦不堪。这是诗人深切地了解民间疾苦和寄予深刻同情的名篇之一。

全诗以“道旁过者问行人”为界分为两段：首段摹写送别的惨状，是纪事；次段传达征夫的诉苦，是纪言。此诗具有深刻的思想内容，借征夫对老人的答话，倾诉了人民对战争的痛恨，揭露了唐玄宗长期以来的穷兵黩武，连年征战，给人民造成了巨大的灾难。全诗寓情于叙事之中，在叙述次序上参差错落前后呼应，变化开阖井然有序，并巧妙运用过渡句和习用词语，造成了回肠荡气的艺术效果。诗人自创乐府新题写时事，为中唐时期兴起的新乐府运动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行”是乐府歌曲的一种体裁。杜甫的《兵车行》没有沿用古题，而是缘事而发，即事名篇，自创新题，运用乐府民歌的形式，深刻地反映了人民的苦难生活。

诗歌从蓦然而起的客观描述开始，以重墨铺染的雄浑笔法，如风至潮来，在读者眼前突兀展现出一幅震人心弦的巨幅送别图：兵车隆隆，战马嘶鸣，一队队被抓来的穷苦百姓，换上了戎装，佩上了弓箭，在官吏的押送下，正开往前线。征夫的爷娘妻子乱纷纷地在队伍中寻找、呼喊自己的亲人，扯着亲人的衣衫，捶胸顿足，边叮咛边呼号。车马扬起的灰尘，遮天蔽日，连咸阳西北横跨渭水的大桥都被遮没了。千万人的哭声汇成震天的巨响在云际回荡。“耶娘妻子走相送”，一个家庭支柱、主要劳动力被抓走了，剩下来的尽是些老弱妇幼，对一个家庭来说不啻是一个塌天大祸，怎么不扶老携幼，奔走相送呢？一个普通“走”字，寄寓了诗人多么浓厚的感情色彩！亲人被突然抓兵，又急促押送出征，眷属们追奔呼号，去作那一刹那的生死离别，是何等仓促，何等悲愤！“牵衣顿足拦道哭”，一句之中连续四个动作，又把送行者那种眷恋、悲怆、愤恨、绝望的动作神态，表现得细腻入微。诗人笔下，灰尘弥漫，车马人流，令人目眩；哭声遍野，直冲云天，震耳欲聋！这样的描写，给读者以听觉视觉上的强烈感受，集中展现了成千上万家庭妻离子散的悲剧，令人触目惊心！

接着，从“道旁过者问行人”开始，诗人通过设问的方法，让当事者，即被征发的士卒作了直接倾诉。

“道旁过者”即过路人，也就是杜甫自己。上面的凄惨场面，是诗人亲眼所见；下面的悲切言辞，又是诗人亲耳所闻。这就增强了诗的真实感。“点行频”，意思是频繁地征兵，是全篇的“诗眼”。它一针见血地点出了造成百姓妻离子散，万民无辜牺牲，全国田亩荒芜的根源。接着以一个十五岁出征，四十岁还在戍边的“行人”作例，具体陈述“点行频”，以示情况的真实可靠。“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武皇”，是以汉喻唐，实指唐玄宗。杜甫如此大胆地把矛头直接指向了最高统治者，这是从心底迸发出来的激烈抗议，充分表达了诗人怒不可遏的悲愤之情。

诗人写到这里，笔锋陡转，开拓出另一个惊心动魄的境界。诗人用“君不闻”三字领起，以谈话的口气提醒读者，把视线从流血成海的边庭转移到广阔的内地。诗中的“汉家”，也是影射唐朝。华山以东的原田沃野千村万落，变得人烟萧条，田园荒废，荆棘横生，满目凋残。诗人驰骋想象，从眼前的闻见，联想到全国的景象，从一点推及到普遍，两相辉映，不仅扩大了诗的表现容量，也加深了诗的表现深度。

从“长者虽有问”起，诗人又推进一层。“长者”，是征夫对诗人的尊称。“役夫”是士卒自称。“县官”指唐王朝。“长者”二句透露出统治者加给他们的精神桎梏，但是压是压不住的，下句就终究引发出诉苦之词。敢怒而不敢言，而后又终于说出来 ，这样一阖一开，把征夫的苦衷和恐惧心理，表现得极为细腻逼真。这几句写的是眼前时事。因为“未休关西卒”，大量的壮丁才被征发。而“未休关西卒”的原因，正是由于“武皇开边意未已”所造成。“租税从何出？”又与前面的“千村万落生荆杞”相呼应。这样前后照应，层层推进，对社会现实的揭示越来越深刻。这里忽然连用了几个短促的五言句，不仅表达了戍卒们沉痛哀怨的心情，也表现出那种倾吐苦衷的急切情态。这样通过当事人的口述，又从抓兵、逼租两个方面，揭露了统治者的穷兵黩武加给人民的双重灾难。

诗人接着感慨道：如今是生男不如生女好，女孩子还能嫁给近邻，男孩子只能丧命沙场。这是发自肺腑的血泪控诉。重男轻女，是封建社会制度下普遍存在的社会心理。但是由于连年战争，男子的大量死亡，在这一残酷的社会条件下，人们却一反常态，改变了这一社会心理。这个改变，反映出人们心灵上受到多么严重的摧残啊！最后，诗人用哀痛的笔调，描述了长期以来存在的悲惨现实：青海边的古战场上，平沙茫茫，白骨露野，阴风惨惨，鬼哭凄凄。寂冷阴森的情景，令人不寒而栗。这里，凄凉低沉的色调和开头那种人声鼎沸的气氛，悲惨哀怨的鬼泣和开头那种惊天动地的人哭，形成了强烈的对照。这些都是“开边未已”所导致的恶果。至此，诗人那饱满酣畅的激情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唐王朝穷兵黩武的罪恶也揭露得淋漓尽致。

这篇叙事诗，无论是前一段的描写叙述，还是后一段的代人叙言，诗人激切奔越、浓郁深沉的思想感情，都自然地融汇在全诗的始终，诗人那种焦虑不安、忧心如焚的形象也仿佛展现在读者面前。其次在叙述次序上参差错落前后呼应，舒得开，收得起，变化开阖，井然有序。第一段的人哭马嘶、尘烟滚滚的喧嚣气氛，给第二段的倾诉苦衷作了渲染铺垫；而第二段的长篇叙言，则进一步深化了第一段场面描写的思想内容，前后辉映，互相补充。同时，情节的发展与句型、音韵的变换紧密结合，随着叙述，句型、韵脚不断变化，三、五、七言，错杂运用，加强了诗歌的表现力。如开头两个三字句，急促短迫，扣人心弦。后来在大段的七字句中，忽然穿插上八个五字句，表现“行人”那种压抑不住的愤怒哀怨的激情，格外传神。用韵上，全诗八个韵，四平四仄，平仄相间，抑扬起伏，声情并茂。再次，是在叙述中运用过渡句和习用词语，如在大段代人叙言中，穿插“道旁过者问行人，行人但云点行频。”“长者虽有问，役夫敢申恨？”和“君不见”、“君不闻”等语，不仅避免了冗长平板，还不断提示，惊醒读者，造成了回肠荡气的艺术效果。诗人还采用了民歌的接字法，如“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道旁过者问行人，行人但云点行频”等，这样蝉联而下，累累如贯珠，朗读起来，铿锵和谐，优美动听。最后，采用了通俗口语，如“耶娘妻子”、“牵衣顿足拦道哭”、“被驱不异犬与鸡”等，清新自然，明白如话，是杜诗中运用口语非常突出的一篇。前人评及此，曾这样说：“语杂歌谣，最易感人，愈浅愈切。”这些民歌手法的运用，给诗增添了明快而亲切的感染力。

这是一首七言歌行，诗中多处使用了民歌的“顶真”手法，诵读起来，累累如贯珠，音调和谐动听。另外，还运用了对话方式和一些口语，使读者有身临现场的真切感。《唐宋诗醇》云：“此体创自老杜，讽刺时事而托为征夫问答之词。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为戒，《小雅》遗音也。篇首写得行色匆匆，笔势汹涌，如风潮骤至，不可逼视。以下出点行之频，出开边之非，然后正说时事，末以惨语结之。词意沉郁，音节悲壮，此天地商声，不可强为也。”

【鉴赏】

1．章法严密

先说形式。这首诗的结构方式古称“一头两脚体”。全诗共三段：第一段（即“头”）共6句（按乐句计算，下同），一韵到底；第二、三段（即“两脚”）各14句，并四次换韵。从整体看，节奏整齐而又略有变化；且各段皆自有起结，析之则三，合则为一。

再说内容。其特点有二：一是前后呼应，例如第一段以“牵衣顿足拦道哭”写战士家属，颇有生离死别之意，下面就用“边庭流血成海水”“生男埋没随百草”来证明“行人”此去决难生还；又如第二段以“千村万落生荆杞”“禾生陇亩无东西”写农村生产凋敝，第三段再说“县官急索租，租税从何出”也就显得顺理成章了。二是层层递进，这在“行人”答话里表现极为鲜明。这篇答话由“点行频”三字领出，接着用“十五北防河”“四十西营田”为例加以证明，又以“武皇开边意未已”说明频繁征兵的原因，揭示了事情的本质，使意境加深一层。循此继进，先以“君不闻”翻出一层新意，揭露“开边”战争给农业生产造成极大危害，土地无人耕种，荆杞遍野；后说本地区人民无以为生而朝廷依旧催索租税，意境又深。再顺势说到战争怎样改变了传统的社会心理，以半宽慰半哀叹的方式将怨愤之情暂时隐藏起来。经过如此层层蓄势，最后更以“君不见”翻出又一层新意，描绘了古战场的阴森景象，将满腔的怨愤一齐宣泄出来，也表达了人民强烈的反战愿望。

2．生动的场景描写

诗的开头写士兵家属前来送别的场面。前两句为“宾”，写出征士兵。“辚辚”“萧萧”是听觉形象，令人有人马杂沓之感，可以想见出征士兵之多；“弓箭各在腰”是视觉形象，表明一切准备就绪，只待一声令下就要出发。后四句为“主”，写士兵家属，突出地描写了他们的动作细节。“走”，表明这些人闻讯后立即跑了来，心情万分急切。他们料定，很可能这是生离死别，所以一见面就“牵衣”而泣，“顿足”而呼；待到队伍出发了，他们拦在道上，不让自己的子弟离去，而且哭得更厉害了，千万人的哭声汇成了震天巨响，仿佛吞没了一切……诗人用这些细节给这个场面渲染了极其凄惨的气氛，借此表达了人民对无休止的“开边”战争的怨愤，使这首诗具有明显的倾向性。

结尾写青海战场的景象，好像是用摄影机拍下的一个全景镜头：漫山遍野，白骨纵横，在阴沉的天色和蒙蒙细雨中，不时地闪出磷火，传来凄厉的鬼哭声。如此阴森的景象，真叫人不寒而栗!诗人这样来描绘古战场，其意仍在讽今──揭露“开边”政策的罪恶，颇能发人深思。

3．名句赏析

（1）“去时里正与裹头，归来头白还戍边。”

这是对前两句“或从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营田”所作的形象说明，读罢使人心酸不已。古代孩子留长发，15岁开始用头巾束发。如今，一个刚到束发年龄还不怎么会束发的孩子就被征入伍，而且要到远离父母的北方去“防河”，这是何等可怜啊!所以，连里正也动了心，替他束发。人过40，头发渐白，又刚从前线回来，理当休息了，不料又被派到前线去。从这两件事可以看出统治者的残酷简直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2）“生女犹得嫁比邻，生男埋没随百草。”

这两句写社会心理的变化。在封建社会里，人们重男轻女，生男则喜，生女则悲；可是现在不同了，反以生男为“恶”，生女为“好”。这种变化是由繁重的兵役负担和士兵大量死亡的事实造成的，反映了人们心灵受伤害之深。这两句主宾分明：上句是自我宽慰之辞，为“宾”；下句是哀叹之辞，为“主”。以自我宽慰烘托哀叹，更显出哀叹之深。这样的心理变化也是对统治者穷兵黩武政策的有力控诉。

场景、内容解读

一、场景：

1、送别场面—诀别

诗歌以重墨铺染的雄浑笔法，在读者眼前突兀展现出一幅扣人心弦的巨幅送别图：兵车隆隆，战马嘶鸣，一队队被抓来的穷苦百姓，换上了戎装，佩上了弓箭，在官吏的押送下，正开往前线。征夫的爷娘妻子乱纷纷地在队伍中寻找、呼喊自己的亲人，扯着亲人的衣衫，捶胸顿足，边叮咛边呼号。车马扬起的灰尘，遮天蔽日，连咸阳西北横跨渭水的大桥都被遮没了。千万人的哭声汇成震天的巨响在云际回荡。“耶娘妻子走相送”，一个家庭支柱、主要劳动力被抓走了，剩下来的尽是些老弱妇幼，对一个家庭来说不啻是一个塌天大祸，怎么不扶老携幼，奔走相送呢?一个普通的“走”字，寄寓了诗人多么浓厚的感情色彩!亲人被突然抓兵，又急促押送出征，眷属们追奔呼号，去作那一刹那的生死离别，是何等仓促，何等悲愤!“牵衣顿足拦道哭”，一句之中连续四个动作，又把送行者那种眷恋、悲怆、愤恨、绝望的动作神态，表现得细腻入微。诗人笔下，灰尘弥漫，车马人流，令人目眩；哭声遍野，直冲云天，震耳欲聋!这样的描写，给读者以听觉视觉上的强烈感受，集中展现了成千上万家庭妻离子散的悲剧，令人触目惊心!

2、征夫诉苦—抓兵

接着，从“道旁过者问行人”开始，诗人通过设问的方法，让当事者，即被征发的士卒作了直接倾诉。

“道旁过者”即过路人，也就是杜甫自己。上面的凄惨场面，是诗人亲眼所见；下面的悲切言辞，又是诗人亲耳所闻。这就增强了诗的真实感。“点行频”，意思是频繁地征兵，是全篇的“诗眼”。它一针见血地点出了造成百姓妻离子散，万民无辜牺牲，全国田亩荒芜的根源。接着以一个15岁出征，40岁还在戍边的“行人”作例，具体陈述“点行频”，以示情况的真实可靠。

“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武皇”，是以汉喻唐，实指唐玄宗。杜甫如此大胆地把矛头直接指向了最高统治者，这是从心底迸发出来的激烈抗议，充分表达了诗人怒不可遏的悲愤之情。

诗人写到这里，笔锋陡转，开拓出另一个惊心动魄的境界。诗人用“君不闻”三字领起，以谈话的口气提醒读者，把视线从流血成海的边庭转移到广阔的内地。诗中的“汉家”，也是影射唐朝。华山以东的原田沃野千村万落，变得人烟萧条，田园荒废，荆棘横生，满目凋残。诗人驰骋想像，从眼前的闻见，联想到全国的景象，从一点推及到普遍，两相辉映，不仅扩大了诗的表现容量，也加深了诗的表现深度。

3、征夫诉苦—逼租

从“长者虽有问”起，诗人又推进一层。“长者”，是征夫对诗人的尊称。“役夫”是士卒自称。“县官”指唐王朝。“长者”二句透露出统治者加给他们的精神桎梏，但是压是压不住的，下句就终究引发出诉苦之词。敢怒而不敢言，而后又终于说出来，这样一阖一开，把征夫的苦衷和恐惧心理，表现得极为细腻逼真。

这几句写的是眼前时事。因为“未休关西卒”，大量的壮丁才被征发。而“未休关西卒”的原因，正是由于“武皇开边意未已”所造成。“租税从何出?”又与前面的“千村万落生荆杞”相呼应。这样前后照应，层层推进，对社会现实的揭示越来越深刻。这里忽然连用了几个短促的五言句，不仅表达了戍卒们沉痛哀怨的心情，也表现出那种倾吐苦衷的急切情态。这样通过当事人的口述，又从抓兵、逼租两个方面，揭露了统治者的穷兵黩武加给人民的双重灾难。

二、人民苦难及其根源

诗人接着感慨道：如今是生男不如生女好，女孩子还能嫁给近邻，男孩子只能丧命沙场。这是发自肺腑的血泪控诉。重男轻女，是封建社会制度下普遍存在的社会心理。但是由于连年战争，男子的大量死亡，在这一残酷的社会条件下，人们却一反常态，改变了这一社会心理。这个改变，反映出人们心灵上受到多么严重的摧残啊!

最后，诗人用哀痛的笔调，描述了长期以来存在的悲惨现实：青海边的古战场上，平沙茫茫，白骨露野，阴风惨惨，鬼哭凄凄。寂冷阴森的情景，令人不寒而栗。这里，凄凉低沉的色调和开头那种人声鼎沸的气氛，悲惨哀怨的鬼泣和开头那种惊天动地的人哭，形成了强烈的对照。这些都是“开边未已”所导致的恶果。至此，诗人那饱满酣畅的激情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唐王朝穷兵黩武的罪恶也揭露得淋漓尽致。

三、思想内容

诗人把这个历史镜头捕捉到自己的诗中来，不过是拿它作为一出社会悲剧的序幕，而他的主要意图是揭露统治阶级对人民的残酷压迫。因此，紧接着这个序幕，就通过“行人”答问逐层深入地展示这出悲剧的内容：“去时里正与裹头，归来头白还戍边”——这是说丁壮们无限期地超期服役；“边庭流血成海水”——这是千百万战士战死沙场；“汉家山东二百州，千村万落生荆杞”——这是说全国农村生产凋敝；“县官急索租，租税从何出”——这是说人民连生计都无法维持，而朝廷依旧逼索租税。可见，这种艺术概括方式的基本点是，由点到面、由现象到本质地勾画出安史之乱前的一个历史时期里社会的真实状况。读完这首诗，我们不仅可以看到整整一代人的深重苦难，而且能触摸到诗人那颗同情人民的火热的心。

这首诗的意义还不止于此，更为重要的是，它表现了诗人反对“开边”战争的坚定立场。“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说明他认识到这种不义的战争是一切苦难的根源；他敢于把战争的责任加在最高统治者身上，这样的勇气是当时众多的诗人所不具有的。诗人的这种立场是一贯的，在《前出塞》中他曾写道：“君已富土境，开边一何多”“杀人亦有限，立国自有疆”。这正是杜诗人民性之所在。

四、结尾写古战场的含义

诗人描写青海古战场的阴森景象，不是为了宣扬战争的恐怖，而是为说明必须停止对边疆少数民族的战争，即“列国自有疆”(《前出塞》)之意。关于“新鬼旧鬼”的描写，则是当时常用的一种表现手段，跟杜甫同期的散文家李华在《吊古战场文》中也有类似的写法，如“此古战场也，常覆三军，往往鬼哭，天阴则闻”“魂魄结兮天沉沉，鬼神聚兮云”“天地为愁，草木凄悲，吊祭不至，精魂何依”等。

详细生平

家世背景

杜甫出身京兆杜氏，是汉武帝时期酷吏杜周的后代。杜甫曾在《祭远祖当阳君文》中提及，自己是西晋名臣杜预的“十三叶孙”。杜预的第三子杜耽为杜甫的先祖。

杜氏祖籍襄阳（今属湖北），至曾祖父杜依艺时，因官居巩县县令，遂迁居巩县（今属河南）。杜甫于唐睿宗太极元年正月初一（712年2月12日）生于巩县城东二里的瑶湾村（今河南巩义）。祖父是杜审言，唐中宗时官拜国子监主簿、修文馆直学士，是与沈佺期、宋之问齐名的诗人。父亲杜闲，为杜审言的长子，官至兖州司马。杜甫对这个“奉儒守官，未坠素业”，又有诗歌创作传统的家庭，是很引为骄傲的。他的母亲崔氏，在杜甫年幼时就故去。崔家也是有名望的世家大族，杜甫自述“舅氏多人物”“吾舅尽知名”。他一生中曾多次和亲疏不等的舅父、表弟相遇。崔氏去世之后，杜闲又娶了卢氏为妻。在童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杜甫都寄养在东都洛阳的二姑家里，得到悉心照料。

读书游历

杜甫青少年时因家庭环境优越，因此过着较为安定富足的生活。他自小好学，七岁能作诗，“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而后“九龄书大字，有作成一囊”，有志于“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到十四五岁，就“出游翰墨场”。

杜甫少年时期有机会受到各种文化艺术的熏陶，这对他日后的诗歌创作有很大的影响。例如他五六岁时在河南郾城看过舞蹈家公孙大娘的剑器浑脱舞；后在洛阳尚善坊的岐王李范宅里，遵化里玄宗宠臣崔涤堂前，听过李龟年的歌声；在洛阳北邙山顶玄元皇帝庙里欣赏过画圣吴道子画的五圣尊容、千官行列，这在他以后的诗歌创作中都有所反映。当时社会名流崔尚、魏启心看到他习作的词赋，夸奖他有班固、扬雄之风。还有李邕、王翰这样的长辈也屈尊来访问他。可见他自称“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并非虚言。

杜甫生当“开元全盛日”，当时农村经济繁荣，交通也很发达，在许多积极追求功名的青壮年读书人中，盛行着全国漫游的风气。开元十九年（731年），十九岁的杜甫出游郇瑕（今山西临猗）。第二年漫游吴越，历时数年。开元二十三年（735年），又回故乡参加“乡贡”。开元二十四年（736年），杜甫在洛阳参加进士考试，结果落第。因父亲杜闲时任兖州司马，故杜甫赴兖州省亲，并与苏源明等往齐赵平原，作第二次漫游。他在齐赵一带过了四五年“裘马轻狂”的“快意”生活，也留下了现存最早的几首诗：《登兖州城楼》，是省侍父亲于兖州时的作品；还有《画鹰》《房兵曹胡马》两首，以青年人的热情歌颂了雄鹰和骏马；还有一首《望岳》，更是其中的杰作，结尾的两句是流传千古的名句：“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流露了青少年时期杜甫不凡的抱负。

天宝三载（744年）四月，杜甫在洛阳与被唐玄宗赐金放还的李白相遇，两人相约同游梁、宋（今河南开封、商丘一带），会见了诗人高适。之后，杜甫又到齐州（今山东济南）。天宝四载（745年），杜甫在齐鲁又与李白相见，在饮酒赋诗之外，又讨论了炼丹求仙，而且共同访问了兖州城北的隐士范野人。二人还互赠了诗篇：杜甫赠李白的诗说：“余亦东蒙客，怜君如弟兄。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李白赠杜甫的诗说：“秋波落泗水，海色明徂徕。飞蓬各自远，且尽手中杯！”两人从此以后就再也没有见面。

困顿长安

杜甫一生引为“快意”的读书游历时期，到三十四岁就结束了。

天宝五载（746年），杜甫回到长安。这时长安的浪漫游乐风气尚未过去，汉中王府、郑驸马宅等贵族达官第宅都向他开过门。但杜甫来长安的最主要的任务还是参加科举考试，谋取官职。天宝六载（747年），玄宗诏天下“通一艺者”到长安应试，杜甫也参加了考试。由于权相李林甫编导了一场“野无遗贤”的闹剧，参加考试的士子全部落选。科举之路既然行不通，杜甫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不得不转走权贵之门，投赠干谒等，但都无结果。他客居长安十年，奔走献赋，郁郁不得志，仕途失意，过着贫困的生活。在《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里，他一面陈述“致君尧舜”的抱负，同时也倾诉了干谒权贵的悲愤与辛酸。

天宝十载（751年）正月，玄宗将连续三天举行祭祀玄元皇帝、太庙和天地的三大盛典，杜甫预先在天宝九载（750年）冬预献《三大礼赋》，得到玄宗的赏识，命宰相出题，在集贤院考试他的文章。而召试的结果，只是说他“名实相副，送隶有司，参列选序”，只给了一个候选官吏的资格。到了天宝十四载（755年），杜甫被授为河西尉，但杜甫不愿意任此“凄凉为折腰”的官职，朝廷就将之改任右卫率府兵曹参军（一说任右卫率府胄曹参军，但杜甫在《官定后戏赠》题下原注曰：“时免河西尉，为右卫率府兵曹。”而唐人元稹及宋人所修《新唐书》却提及杜甫为“胄曹参军”，故其官职尚存争议）。杜甫因已年四十四，至长安也十年有余，为生计而接受了这所学无用之职。十一月，杜甫往奉先（今陕西省蒲城县）省家，杜甫刚刚进到家门就听到哭泣声，原来小儿子饿死了。就长安十年的感受和沿途见闻，写成著名的《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

这一时期，备受饥寒疾病折磨的杜甫认清了统治集团的腐化面目，对广大的士卒人民的苦难，对国运的危机，也有了越来越深广的感受和认识。除《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外，他还写下了《兵车行》《丽人行》等陈述时弊的诗作。

战乱流离

天宝十四载（755年）十一月，安禄山起兵范阳，安史之乱爆发。第二年六月，潼关失守，玄宗仓惶西逃。七月，太子李亨即位于灵武（今宁夏回族自治区灵武市），是为唐肃宗。这时的杜甫正带着妻子儿女从奉先北上三川，刚到鄜州（今陕西富县）羌村避难，听到了肃宗即位，及时安顿了家属，就在八月只身北上，投奔灵武，途中不幸为叛军俘虏，押至长安。

在被关押期间，杜甫目睹沦陷后的长安面目，创作了《悲陈陶》《月夜》《春望》等一系列“诗史”名作。他时刻注视着时局的发展，还写了两篇文章：《为华州郭使君进灭残寇形势图状》和《乾元元年华州试进士策问五首》，为剿灭安史叛军献策，考虑如何减轻人民的负担。当讨伐叛军的劲旅——镇西北庭节度使李嗣业的兵马路过华州时，他写了《观安西兵过赴关中待命二首》的诗，表达了强烈的爱国热情。

入朝与被贬

至德二载（757年）四月，郭子仪大军来到长安北方，杜甫冒险从城西金光门逃出长安穿过对峙的两军到凤翔（今陕西宝鸡）投奔肃宗。五月十六日，被肃宗授为左拾遗，故世称“杜拾遗”。他这个入仕不满一年就逢战乱的小官，能够担任这个天子近臣的谏官，内心是非常激动的。他半生以来抱着“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宏愿，现在觉得时机到来了。但是任拾遗不到一月，杜甫就遇到肃宗罢房琯宰相之职的大事，他上疏营救。肃宗因为听信贺兰进明的挑拨，以为房琯只忠于玄宗，不忠于自己，就把杜甫交三司推问，幸而新任宰相张镐、御史大夫韦陟解救说：“甫言虽狂，不失谏臣体。”才免予刑事处分，只下了一纸墨制，叫他回鄜州探家。这次回家，杜甫写出了《北征》《羌村三首》两篇杰作。

当杜甫在羌村短暂休息的时候，唐军于九月收复了长安，十月收复了洛阳。肃宗回到长安后，杜甫也在十一月从鄜州带着家眷回长安，继续任左拾遗。本来杜甫在回鄜探亲时已敏感到肃宗对自己的疏远，但他未必觉察到已被投闲置散的房琯仍然是肃宗的眼中钉，更不会觉察到肃宗及其心腹李辅国等人正在罗织所谓“房党”，包括贾至、严武、刘秩等，还有杜甫。所以乾元元年（758年）春，他还与王维、岑参一起写了《奉和贾至舍人早朝大明宫》的颂圣诗。随后不久，贾至、房琯等先后被贬，杜甫也同时被贬为华州（今陕西华县）司功参军。

四度行役

乾元元年（758年）九月，郭子仪、李光弼等九节度使率师北上，讨伐安庆绪。唐军出师不久，就取得渡黄河、围邺城的胜利。杜甫在这年冬天来到离前线不远的东都洛阳，一方面探视洛阳东偃师土娄庄的故居，一方面就近探问官军围攻的消息。第二年春天，他听说邺城不日可得，非常兴奋地写下了一首长诗 《洗兵马》，以作期望。

然而，就在朝野上下都在等待着官军收复邺城，生擒安庆绪的时，在乾元二年（759年）三月三日，唐朝的六十万官军就因为节度不一，在邺城外围遭遇溃败（参见词条邺城之战）。郭子仪率朔方军退守河阳。杜甫也就在东京兵荒马乱中，经新安、石壕、潼关，回到华州。一路上目睹官吏们不顾百姓死活，处处强迫征兵拉伏，只听见妇孺老弱在倾诉、啼哭，同时他也看到不少人民积极支援官军。这一次途中见闻，给他非常深刻的印象，他写成了六首“即事名篇”的“新题乐府”组诗，后人简称为“三吏”“三别”的不朽名作。这六首诗不仅写出人民为战争付出的代价，而且写出人民奋不顾身的自我牺牲的精神。

回到华州，旱灾的威胁就开始了，人民在天灾加战争负担双重压迫下毫无活路。杜甫写下《夏日叹》和《夏夜叹》，忧时伤乱，咏叹国难民苦。面对污浊的时政与无法遏制的饥荒，他只能在乾元二年（759年）七月弃官不做，带着家小远走秦州（今甘肃天水），另谋生路。

杜甫到秦州曾打算在东柯谷、西枝村觅一块隐居之地，但是这个羌胡杂居，吐蕃势力又不断扩张的地方，他无法久住下去。不过在秦州留下的三个多月中，却在他诗卷中增加了不少边塞题材的新作（《秦州杂诗》《寓目》等）。到了十月，他怀着“无食问乐土，无衣思南州”的念头，又领着全家南下同谷（今甘肃成县）。可是奔波了几十天，到同谷后，竟陷入饥寒交迫的绝境。这种种惨痛经历都写在《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里。在同谷住了 一个多月，杜甫又在十二月一日起程赴成都。

从秦州到同谷、又从同谷到成都这两段路程中，杜甫曾有计划地写了《青阳峡》《木皮岭》《飞仙阁》《五盘》《剑门》等二十四首纪行诗，每段十二首，记述了自己一步步走过来的山川胜迹的真实面貌。这一年中，杜甫“一岁四行役”，从洛阳到华州、华州到秦州、秦州到同谷、同谷到剑南，可以说这是他艰苦奔波的一年，也是他思想变化最大、诗歌创作空前丰收的一年。

客居蜀中

杜甫全家初到成都时，寄居在一座僧徒寥落的古寺里，靠着“故人供禄米，邻舍与园蔬”，全家人的生活不仅可以暂时维持，而且从第二年就开始经营浣花溪西岸的草堂住宅（世称“杜甫草堂”，也称“浣花草堂”）了。在战乱中奔波多年的杜甫，总算有了个栖身之所了。他卜居初定，就一面忙着种树、种竹、种菜，一面还得为完成营建工程， 到蜀州、新津、青城等外县去访问乞贷于亲友，他步行或乘舟来往，无意中就写成了《为农》《田舍》《水槛遣心二首》《客至》《进艇》等不少怡情适意的小诗。可惜，好景不长，上元二年（761年）五月，杜甫草堂边的一棵有两百年寿命的柚树被暴风连根拔起，更不幸的是同年八月，他新建的草堂又遭一场暴风，使他全家“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他在不眠的长夜里，不禁从自家的苦难想到天下无数流离失所的人民，于是奋笔写下了“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的名句。在此期间，朝廷曾补授杜甫为京兆功曹参军，但他未去就职。

上元二年（761年）十二月，杜甫的老友严武由绵州刺史升任兼管东西两川的节度使。上元三年（762年）春夏，杜甫和严武多次往来访问，在唱和诗篇中，严武曾劝他出来做官，他则希望严武能理解自己疏懒的个性。同年四月，玄宗、肃宗父子两人相继去世，唐代宗即位，七月召严武入朝。杜甫亲自送严武到绵州奉济驿才分手，不料这时剑南西川兵马使徐知道在成都发动了叛乱，严武被乱兵阻隔，不得出剑门，杜甫也回不了成都，只得转到梓州，依靠“李梓州”“严二别驾”等新朋友。八月，徐知道的叛乱被高适镇压，但动乱未止，杜甫只得把家属移到梓州来，并打算离东川，投三峡，赴西京。

这时，中原战局大有好转，代宗即位后命长子雍王李适为天下兵马元帅，仆固怀恩为副元帅，讨伐史朝义。广德元年（763年）正月， 史朝义被迫自杀，河南河北各州全部收复。消息传到梓州，杜甫高兴得热泪横流，写下了“平生第一快诗”《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但他全家仍在梓州逃难，难以回到家乡。同年，严武再度入蜀任职。杜甫得知严武重来的消息，喜出望外，于是在广德二年（764年）春又从阆州领着妻子赶回成都。三月，杜甫刚回到成都，严武就启奏他为节度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赐绯鱼袋，后人因此称杜甫为“杜工部”。回到草堂，他本有一番修饰环境的打算，远近的邻居朋友也想一一相会，但一入节度使官署，就进入练兵备战的气氛中。七月，严武亲临前线，写下《军城早秋》诗，杜甫于九月写了和诗《奉和严大夫军城早秋》，赞美严武破吐蕃七万余众，拔当狗、盐川的胜利。杜甫在幕府半年，生活拘束，与同僚之间亦难免有“分曹失异同”的不愉快纠纷，最后在永泰元年（765年）正月三日辞幕府归浣花溪。

漂泊南下

夔府生活

永泰元年（765年）四月，严武病逝，杜甫在成都无所依靠，在五月就携家沿岷江东下，结束了“五载客蜀郡，一年居梓州”的生活，“转作潇湘游”。

杜甫随着东下的小船，五月到嘉州（今四川乐山），六月到戎州（今四川宜宾）、渝州（今重庆市），七月到忠州（今重庆忠县），秋天到云安（今重庆云阳）。这时，他的消渴病和疟疠都犯了，遂馆居于严明府之水阁，到大历元年（766年）春移居夔州白帝城（今属重庆奉节）。同年秋，从成都调来夔州任都督的柏茂琳到任，对杜甫“频分月俸”，又不时派人给他送些瓜菜。大历二年（767年）三月，他在夔州瀼西买了四十亩果园，还带有“茅斋八九椽”， 柏氏又委托他代管东屯稻田百亩，生活比过去富裕一些了。

从永泰二年（766年）暮春到大历三年（768年）孟春时节，亦即杜甫五十五岁至五十七岁的时候。在不到两年时间中，杜甫共写作了四百余首诗，不仅数量上达到高潮（在现存一千四百多首杜甫诗作中占了将近三分之一），诗的内容形式 也颇具特色。他回忆、反思了自己前半生生活经历和创作历程，写了《壮游》《昔游》《往在》《遣怀》等自传性的长篇，历史的光明与黑暗与 自己的爱憎倾向融合在一起，酝酿出无限的沉痛与辛酸。他仍然是“穷年忧黎元”的诗人，但他晚年的诗除描述“千家野哭”“万国征戍”而外，更特别关心人才，特别是能拨乱反正、真正忧国爱民的人才，这从《同元使君舂陵行》《赠李十五丈别》可以看出。而《祭故相国清河房公文》《八哀诗》《寄韩谏议注》等诗，则反映了他的人才观。这一时期，杜甫还写了不少夔府景物、气候、风土、民生疾苦的诗篇，并努力探求七律这种形式的艺术表现力，创作了《咏怀古迹五首》《诸将五首》《秋兴八首》等篇章。

解缆南行

大历三年（768年）正月，杜甫把去年所买的果园草屋一并赠给吴南卿，就全家登舟出峡了。到江陵府时，他与关系比较亲近的郑审、李之芳多次雅集，饮酒赋诗，但物质条件却没有改善，仍过着“饥藉家家米，愁征处处杯”的生活。后来，李之芳病故，四川又发生兵乱，渐渐波及川东，江陵也非久居之地，杜甫只得南下公安，暂住两个月。年底，杜甫漂泊到岳阳，写下了名作《登岳阳楼》。这年冬天，岳阳下了一场大雪，他又写了长诗《岁晏行》。

由于生活困难，不但不能北归，杜甫还得在大历四年（769年）春继续南行又解缆南，三月到潭州（今湖南长沙），虽然是一个“右臂偏枯两耳聋”的老翁，还能满怀喜悦地游览岳麓山的麓山、道林二寺，接着他又南下投奔少年时在山西郇瑕认识的好友、时任衡州（今湖南衡阳）刺史韦之晋。不料到衡州后，韦之晋又调任潭州刺史，与杜甫途中错过。不久，又传来韦之晋死于潭州的消息，他非常悲痛，又折回潭州。

舟中长逝

大历五年（770年）春，杜甫在潭州写了好几首抒情诗：他追酬十年前高适赠给他的那首诗，情辞反复，哀悼高适，也是哀悼自己。他又与飞来舟中的燕子对话，茫茫有身世无穷之感。最为人们赞美的是《江南逢李龟年》。这首时间跨度很大的小诗，饱含着无限今昔盛衰之感。

同年四月，湖南兵马使臧玠杀死湖南观察使崔瓘，在潭州作乱，杜甫全家又逃到衡州。这是他平生最后一次逃难，他的《入衡州》《逃难》《白马》《舟中苦热遣怀奉呈阳中丞通简台省诸公》等诗中叙述了动乱的发生，与全家奔波逃难，以及衡州刺史阳济联合各郡讨伐臧玠的过程。随后，杜甫又带着全家溯湘江而上，原打算再往郴州投靠舅父崔湋，但行到耒阳方田驿，遇江水暴涨，只得停泊方田驿，在此挨了五天的饿，幸亏耒阳县令聂某派人送来牛肉、白酒，杜甫一家才得救。杜甫写了《聂耒阳以仆阻水书致酒肉疗饥荒江诗得代怀兴尽本韵至县呈聂令陆路去方田驿四十里舟行一日时属江涨泊于方田》，对聂县令又是歌颂又是感谢。

船既无法南行，杜甫只得返程北上潭州，等到秋天，他先后写了《回棹》《登舟将适汉阳》《暮秋将归秦留别湖南幕府亲友》，表明自己离潭州后将北上襄阳、秦中的意图。到冬天，卧病舟中的杜甫苦力挣扎，写成绝笔之作《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奉呈湖南亲友》。此诗写成后不久，杜甫在由潭州往岳阳的这条船上离开了人世，享年五十九岁。

杜甫死后，家属把他殡葬在岳阳。直到四十三年后，杜甫的孙子杜嗣业才把他的灵柩归葬河南偃师（参见“后世纪念-杜甫墓”），并请诗人元稹作了墓志铭。

元至正三年（1343年），元顺帝追赐杜甫谥号为“文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