遣悲怀三首·其二

这三首诗约作于公元811年（元和六年），时元稹在监察御史分务东台任上；一说这组诗作于公元822年（长庆二年）。这是元稹为怀念去世的原配妻子而作的。

这首诗主要写妻子死后的“百事哀”。诗人写了在日常生活中引起哀思的几件事。人已仙逝，而遗物犹在。为了避免见物思人，便将妻子穿过的衣裳施舍出去；将妻子做过的针线活仍然原封不动地保存起来，不忍打开。诗人想用这种消极的办法封存起对往事的记忆，而这种做法本身恰好证明他无法摆脱对妻子的思念。还有，每当看到妻子身边的婢仆，也引起自己的哀思，因而对婢仆也平添一种哀怜的感情。白天事事触景伤情，夜晚梦魂飞越冥界相寻。梦中送钱，似乎荒唐，却是一片感人的痴情。苦了一辈子的妻子去世了，如今生活在富贵中的丈夫不忘旧日恩爱，除了“营奠复营斋”以外，已经不能为妻子做些什么了。于是积想成梦，出现送钱给妻子的梦境。末两句，从“诚知此恨人人有”的泛说，落到“贫贱夫妻百事哀”的特指上。夫妻死别，固然是人所不免的，但对于同贫贱共患难的夫妻来说，一旦永诀，是更为悲哀的。末句从上一句泛说推进一层，着力写出自身丧偶不同于一般的悲痛感情。

详细生平

【校对提示：此条原表识别错漏较多，生平细节、诗句和评价仍待核查。】

家族背景

元稹（779年－831年），字微之，别字威明，唐河南府东都洛阳（今河南洛阳）人，父元宽，母郑氏，为后魏宗室鲜卑族拓跋部后裔，后魏昭成皇帝十五代孙。元稹家族久居东都洛阳世代为官，五代祖元弘，官至隋后平太守，四代祖元义端，官至唐魏州刺史，曾祖元延景，为歧州参军，祖父元悱官至南顿县丞，父亲元宽任比部郎中、舒王府长史。

早年经历

唐代宗大历十四年（779年）二月，元稹的出生地有不同说法，八岁那年父亲元宽因病去世，出身书香门第的母亲郑氏，用柔弱的肩膀担起了元稹上学的担子。天资聪颖的元稹不负母亲厚望，15岁参加朝廷举办的“礼记、尚书”考试，实现两经两第；23岁登吏部科，授校书郎；28岁应制“举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考试，授左拾遗，职位为从8品。早年元稹和白居易共同提倡“新乐府运动”，后人把他和白居易并称“元白”。

初进宦海

唐德宗贞元九年（793年），十五岁的元稹以明两经两第。唐代科举名目甚多，而报考最多的科目则为进士和明经两科。不过两科相比也有难易之分，进士科难，“大抵千人得第者百一二”；明经科“倍之，得第者十一二”，故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之说，而唐代文人也更为看重进士科。元稹为尽快摆脱贫困，获取功名，选择投考的为相对容易的明经科，一战告捷。及第之初的元稹却一直无官，闲居于京城。但他没有终止勤奋学习。家庭藏书给他提供了博览群书的条件，京城的文化环境和他的广泛兴趣，陶冶了他的文化修养。次年得陈子昂《感遇》诗及杜甫诗数百首悉心读之，始大量作诗。

贞元十五年（799年），二十一岁的元稹寓居蒲州，初仕于河中府。此时，正当驻军骚乱，蒲州不宁。元稹借助友人之力保护处于危难之中的远亲。不久，元稹牵于功名，西归京城应制科试。

选婚高门

贞元十八年（802年）冬，元稹再次参加吏部试。次年春，中书判拔萃科第四等，授秘书省校书郎。贞元十九年（803年），二十四岁的元稹与大他八岁的白居易同登书判拔萃科，并入秘书省任校书郎，从此二人成为生死不渝的好友。元稹出身中小地主，门第较高，只有入仕以后，才有结婚高门的资本，如今作了校书郎，这时，元稹正值风华正茂，才华横溢，自然就把终身大事提上了日程。据韩愈《监察御史元君妻京兆韦氏墓志铭》云：“选婿得今御史河南元稹。祺时始以选校书秘书省中”，元稹授校书郎后不久便娶韦夏卿之女韦丛为妻。十月，岳父韦夏卿授东都洛阳留守，赴东都洛阳上任，由于韦丛是”谢公最小偏怜女”，割舍不下，于是元稹、韦丛夫妇一同侍从韦夏卿赴洛阳，元稹夫妇就住在东都洛阳履信坊韦宅。元稹次年初才返回京城，而依据元稹诗文韦丛则久居洛阳，这一阶段元稹因家事多次往返于京城与洛阳。

一贬江陵

唐宪宗元和元年（806年）四月，元稹和白居易同登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元白同及第，登第者十八人，元稹为第一名，授左拾遗。元稹一到职立刻接二连三地上疏献表，先论“教本”（重视给皇子选择保傅），再论“谏职”、“迁庙”，一直论到西后边事这样的大政，同时旗帜鲜明地支持裴度（时任监察御史）对朝中权幸的抨击，从而引起了宪宗的注意，很快受到召见。元稹奉职勤恳，本应受到鼓励，可是因为锋芒太露，触犯权贵，反而引起了宰臣的不满，九月贬为河南县尉。白居易罢校书郎，亦出为县尉。此时，母亲去世，元稹悲痛不已，在家守孝三年。此后，三十一岁的元稹被提拔为监察御史。

元和四年春（809年），奉命出使剑南东川。初登官场，意气风发，一心为民，报效国家，遂大胆劾奏不法官吏，平反许多冤案，得到民众的广泛欢迎和崇高赞誉。白居易更是作诗赠他“其心如肺石，动必达穷民，东川八十家，冤愤一言申”。这一举动触犯了朝中旧官僚阶层及藩镇集团的利益，很快他们就找了机会将元稹外遣——分务东台。东台就是东都洛阳的御史台，用意在于将他排挤闲置。即便遭受到这样的打压，元稹仍然坚持为官之初的原则，秉公执法。同年，正值仕途受挫时，其娴淑聪慧的妻子韦丛盛年而逝，韦丛之死，对元稹打击很大，使他常常夜不能寐。由于难遣伤痛，元稹写下了有名的悼亡诗——《遣悲怀三首》。

元和五年（810年），元稹因弹奏河南尹房式（开国重臣房玄龄之后）不法事，被召回罚俸。途经华州敷水驿便宿于驿馆上厅，恰逢宦官仇士良、刘士元等人在此，也要争住在上厅，元稹据理力争，却遭到仇士良的谩骂，刘士元更是上前用马鞭抽打元稹，打得他鲜血直流，最终被赶出了上厅。后来唐宪宗便以“元稹轻树威，失宪臣体”为由，贬元稹为江陵府士曹参军。从此开始了他困顿州郡十余年的贬谪生活。

二贬通州

元稹因才华出众、性格豪爽，不为朝廷所容，流放荆蛮近十年。随即白居易也贬为江州司马，元稹量移通州司马。虽然通州、江州天远地隔，可两人来往赠答，计所做诗，有自三十韵、五十韵直至百韵者。江南人士，驿舍道途讽诵，一直流传至宫中，里巷之人互相传诵，致使市上纸贵。由诗中可知其流离放逐之心境，无比凄惋。

元和十年（815年）正月，三十七岁的元稹一度奉诏回朝，以为起用有望。途经蓝桥驿曾题诗留赠命运相似的友人刘禹锡、柳宗元。抵京后，与白居易诗酒唱和，意气风发。元稹收集诗友作品，拟编为《元白还往诗集》，但书稿未成，却突然与刘禹锡、柳宗元一同被放逐远州。元和十年（815年）三月，元稹“一身骑马向通州”，出任通州司马。流落“哭鸟昼飞人少见，怅魂夜啸虎行多”（《酬乐天得微之诗，知通州事，因成四首》）的通州，他“垂死老病”，患上疟疾，几乎死去。曾赴山南西道兴元府求医。潦倒困苦中，诗人只能以诗述怀，以友情相互慰藉。在通州完成了他最具影响力的乐府诗歌《连昌宫词》和与白居易酬唱之作180余首。

三贬同州

随着平淮西后的大赦和元稹知己旧识崔群、李夷简、裴度相继为相，逐渐改变了他在政治上长期受压抑的处境。元稹于元和十三年（818年）已代理通州刺史，岁末，转虢州长史。元和十四年冬（819年），唐宪宗召元稹回京，授膳部员外郎。宰相令狐楚对其诗文深为赞赏，“以为今代之鲍、谢也”。

元和十五年（820年），唐穆宗即位后，因宰相段文昌之荐，元稹授祠部郎中、知制诰。唐穆宗为太子时已喜爱元稹诗歌，此时特别器重于他，经常召见，语及兵赋及西后边事，令其筹画。数月后，被擢为中书舍人，翰林承旨学士，与已在翰林院的李德裕、李绅俱以学识才艺闻名，时称“三俊”（《旧唐书·李绅传》）。在迅速升迁的同时，元稹陷入了尖锐复杂的政治斗争漩涡，与李宗闵的积怨爆发，埋下党争的种子。不久，由于误会等原因，裴度弹劾元稹结交魏宏简，元稹被罢承旨学士，任工部侍郎。次年春，元稹、裴度先后为相。在唐王朝与地方军阀的斗争中，元稹积极平息骚乱，拟用反间计平叛。可觊觎宰相之位的李逢吉与宦官勾结，派人阴谋诬告元稹谋刺裴度，后虽查清真相，但元、裴被同时罢相。元稹出为同州刺史。

长庆三年（823年），他被调任浙东观察使兼越州刺史。唐敬宗宝力元年（825年），元稹命所属七州筑陂塘，兴修水利，发展农业。在浙东的六年，元稹颇有政绩，深得百姓拥戴。

四贬武昌

唐文宗大和三年（829年）九月，元稹入朝为尚书左丞。身居要职，有了兴利除弊的条件，他又恢复了为谏官时之锐气，决心整顿政府官员，肃清吏治，将郎官中颇遭公众舆论指责的七人贬谪出京。然而因元稹素无操行，人心不服。时值宰相王播突然去世，李宗闵正再度当权，元稹又受到排挤。大和四年（830年）正月，元稹被迫出为检校户部尚书，兼鄂州刺史、御史大夫、武昌军节度使。大和五年（831年）七月二十二日暴病，一日后便在镇署去世，时年五十三，死后追赠尚书右仆射，白居易为其撰写了墓志。